构建目标-现状的导航系统

小马过河

话说，有匹小马要帮妈妈把粮食送到河对岸。当他驮着粮食飞快来到小河边时，发现河上没有桥，只能自己淌过去。可是河水有多深呢？犹豫中的小马一抬头，看见了正在不远处吃草的牛伯伯。小马赶紧跑过去问到：“牛伯伯，您知道那河里的水深不深呀？”

牛伯伯挺起他那高大的身躯笑着说：“不深，不深。才刚到我的小腿哪。”

于是小马高兴地跑回河边准备淌过河去。他刚一迈腿，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小马小马别下去，这河可深啦。”小马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小松鼠。小松鼠翘着她漂亮的尾巴，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惊恐地说：“前两天我的一个伙伴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一眨眼河水就把他卷走啦！”

小马一听就没了主意了。牛伯伯说河水浅，小松鼠说河水深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只好回去问妈妈。妈妈安慰小马说：“没关系，咱们一起再去看看吧。”

于是小马和妈妈又一次来到河边，妈妈让小马自己去试探一下河水有多深。小马小心地试探着，水刚刚没到他的肚子，于是就一步一步顺利地淌过了河。

噢，他明白了，原来，河水既没有牛伯伯说的那么浅，也没有小松鼠说的那么深呀！

凯茜的故事

凯茜是我接待过的最胆小的病人。我清晰记得初次见到她时的情形。当时我走进房间，她蹲坐在角落里，嘴里嘟嘟囔囔，象是在做祷告。看到我出现在门口，她立刻瞪大眼睛，目光充满恐惧。她尖声哭叫，缩成一团......哭了一会儿，她又自言自语地祷告起来。不管问她什么，她总在祷告中偶尔回答我：“我快要死了。”好像只要不断祷告，她可以既不休息，也不睡觉，就可以阻止死亡的来临。

凯茜的丈夫叫霍华德，是个年轻的警官，他向我讲述了凯茜的基本情况。凯茜22岁，他们结婚2年，婚姻正常，凯茜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......霍华德告诉我，凯茜最近几天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，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，她很怕到公告场所去，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她进超市购物，让她独自坐在车里等候。凯茜也害怕单独一个人。结婚以来，凯茜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。她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，她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。奇怪的是，凯茜自从结婚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。......

我给凯茜开了大量镇静剂，让她按时入睡。随后两天，她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。每天仍在祷告，念叨说她很快就会死掉，此外什么也不肯说。显而易见，她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。

到了第四天，我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，说：“凯茜，我给你打的这一针，会使你很想睡觉。你不会真的睡过去，也不会死掉。药效发作以后，你就会停止祷告。你会觉得很放松，愿意同我说话。现状我要求你告诉我，来医院的那天早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发生什么事。”凯茜说。

“你送丈夫上班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。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。后来，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”

“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把丈夫送到单位，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吗？”

凯茜不再同我说话，又开始祷告起来。

“别念了凯茜。”我对她说，“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，你可以放松下来。那天早晨，你在开车回家的途中，发生了一件事。告诉我是什么事？”

“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。”
“什么路？”
“我从比尔家门前走过，我走了那条路。”
“比尔是谁？”
凯茜又开始祷告。
“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？”
“是，不过是在结婚以前。”
“你还常想着比尔，对不对？”
凯茜突然哭了起来，“啊，上帝！我就快要死了！”
“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不过你很想见他。”
“我快要死了。”
“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，上帝就会惩罚你，对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凯茜又开始祷告。

我让她祷告了十分钟，而自己则在一旁，紧张地整理着思绪。

我对她说：“凯茜，你认为自己快死了，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。你对上帝的了解，都是来自于别人的看法，但那大多是错误的。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，但我想，我知道的比你多，也比那些自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。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，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、与人私通的念头，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。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。我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他们都来找过我看病，后来也都变得乐观而开朗，没有任何心理压力。我想，你也同样会快乐起来。你一定会意识到，你根本就不是坏人。你会了解真相，知道上帝的想法。现在你好好睡一觉。明天醒来时，你就不用害怕马上死去了。明天你见到我，就能和我自如交谈了。我们可以谈谈上帝，也谈谈你自己。”

次日早晨，凯茜的情况有所好转，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，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就可能死去（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）。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心事。她高中三年级时，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。霍华德要同她结婚，她马上答应下来。两周后，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。极度的痛苦和懊丧，使她当场昏倒在地。后来她更加怀疑，也许自己不该草率结婚。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爱霍华德，不过，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，她以为只有通过婚姻，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。不然她的罪孽会更大。在确认真的爱霍华德之前，她不想生育子女，并开始服用避孕药。这样做，显然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“犯罪”行为。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，所以婚后都甚至不去做弥撒。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，可是差不多从结婚后起，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。他仍然关心凯茜，给她买各种礼物，而且似乎很疼爱她，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。然而，凯茜一再恳求，他才答应同她做爱。凯茜的生活很单调，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，成了她唯一的调剂。凯茜也从未想到过离婚——那将是又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。

凯茜孤独难耐，居然有了和人私通的幻想。她希望借助祷告，祛除头脑的杂念。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五分钟进行祷告，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。于是凯茜决定，趁白天政府上班，独自在家祷告。为了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，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，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，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，反而使之变得越来越强烈。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，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。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。即使有霍华德陪伴，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。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，不过她知道，到了教堂却不向牧师“忏悔”她的性幻想，仍然是一种犯罪。无奈之下，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，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：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，甚至以个别自此代替整篇祷告。她整天念念有词，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。不久后，她就把这套方法演绎地更加熟练了，可以在五分钟内“念完”一千多遍祷告词。这种特殊的“祷告系统”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的性幻想。可是不久后，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：她越来越可谓把性幻想付诸实践。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，还想着每天下午到酒吧去约会男人。想到真的可能作出那种事，她感到极度恐惧。她停止服用避孕丸，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，阻止自己作出越轨的事情。一天下午，她甚至开始自慰，这让她更加紧张，在她看来，这可能是“最大的罪恶”。她洗了半天冷水浴，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。但是第二天，一切却又依然如故。

那天早晨，凯茜终于难以自控。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，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。她坐在驾驶室，等着比尔出门。可是一直不见动静。她下了车，身体依靠在车前，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。她默默祈祷：“求求你，让比尔看见我吧！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！”还是没有人出门。“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！不管是谁，只要愿意，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！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。“啊，上帝！我是个婊子，我是巴比伦的娼妇！上帝，你杀了我吧，我快要死了！”她跳上汽车，飞快地开回家。她找到了剃须刀刀片，想割开自己的手腕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“上帝会帮助我，给我应有的惩罚。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，他会了断一切。”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，“啊，上帝！我好害怕，求求你，快动手吧！我好害怕啊！”她不停地祷告，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。后来，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。

我用了好几个月，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。我的工作重心，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，比如，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？是谁这样告诉她的？那人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？与人私通的念头，为什么是一种罪恶？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？......在我的心目中，心理治疗是最诱人、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，但是，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、询问其亲人和朋友，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，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。比方说，凯茜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，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慰带给她的诱惑。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。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，她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。她渐渐地相信，我是为她着想，而非带她步入歧途。我们形成的“治疗同盟”关系，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。

以上大部分工作，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。那天，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，并同她做了深入交谈，过了一个星期，她就出院回家了。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，她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：“我现在觉得，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。”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，说明对她的治疗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：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么虔诚，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？她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？凯茜说：“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，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。”接下来，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。凯茜和父亲没有感情，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，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，在椅子上打瞌睡。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——那天晚上他会在外面喝酒。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，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。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，但是她绝对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。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：“你不可以做那种事，亲爱的！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。”“你不应该穿那种鞋，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！”“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这是上帝的要求，你必须去。”在我的帮助下，凯茜逐渐意识到，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，隐藏着她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。在她母亲貌似温情的言传身教背后，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。与母亲冲突和对抗，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。

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。凯茜出院六个月后，一个星期天早晨，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。在我的建议下，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。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，凯茜仍躲在角落里，浑身瑟缩。霍华德不明白，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。我把凯茜带进病房，说：“别再祷告了，凯茜。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回事？”
“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做不到。”
“你做得到，凯茜。”
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。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：“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，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。”
我说：“不行，凯茜。这次，你有足够的力量，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。”
她突然哭了起来。然后她看着我，又恢复了祷告。从她的眼神中，我感觉得到，她是在生我的气，甚至有些怨恨我。
我对她说：“你是在生我的气。”
凯茜摇摇头，继续祷告。
“凯茜，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，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。但是，你不说实话，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。你告诉我吧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”
“我就快死了！”她哭泣着说。
“不，你不会死的！凯茜，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，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。你有权利生我的气。”
她仍然哭泣着说：“我的日子不长了，我的日子不长了。”

这些话让我感觉有些奇怪，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，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。我只好再次重复一次：“凯茜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。”
她哽咽着说：“我恨的不是你。”
我突然想明白了：“我的日子不长了——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长了。”“凯茜，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第五诫呢——孝敬父母，你在地球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；不孝敬父母，你就会很快死去？这就是你的心事，对不对？”
凯茜喃喃地说：“我恨她。”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，就能增加她的勇气，她突然大声说：“我恨她。我恨我的母亲。她从来不让我、从不让我成为我自己。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。她老是逼我、逼我，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。”
对凯茜的治疗刚刚开始。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，她必须战胜困难，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。意识到母亲的控制带来的伤害，凯茜决心改变这一切。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，自行做出决定。这让她感到害怕。在通常情况下，由母亲替她打理生活，做出决定，才让她感到安全。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值观行事，一切便简单得多。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，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。后来凯茜对我说：“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，但是有时候，我还是怀念过去。至少就某些方面来说，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，让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。”

凯茜逐渐走向自立，并且鼓起勇气，跟霍华德讨论起他在性生活上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。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，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。凯茜开始施加压力，而霍华德益发焦虑，并和我谈起这件事。当我鼓励他另找一位心理医生，进行更针对性的治疗时，他才说起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。原来，他是借着和凯茜结婚，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。凯茜有着性感的身材，看上去也很迷人，霍华德便把她当作至高无上的“奖品”——与凯茜在一起，就证明他有男性的魅力。不过，他从未真心爱过她。他们正视了各自的情况以后，就平静地离了婚。

凯茜后来到一家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。此后，她在工作和生活中，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，还经常同我探讨。她经受了磨练，变得坚强而自信。她和男人约会，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，并且生儿育女。她在工作上也得心应手，始终心情愉快。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，她已经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。我不久前还听说，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。如今，凯茜是个快乐的27岁女郎，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，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。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，不过她会明确告诉你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。

凯茜的病例，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。世界上，像凯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，所以，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感谢那些教会，有了他们，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在职业上更有保障。”我说的教会，包括天主教会、浸信教会、路德教会、长老教会等等。

当然，教会不是造成凯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。教会不过是凯茜的母亲大权独揽，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。母亲的颐指气使、父亲的不闻不问，才是凯茜得病的根本原因。即便如此，教会还是难逃其咎。在凯茜就读过的教会学校，神父从不鼓励凯茜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并自行做出判断。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，以及教会规定的过分苛刻的要求，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查和纠正。凯茜信奉上帝、十诫和原罪的观念，她沿袭的宗教观和世界观，其实不符合实际需要。她不能自行提出质疑，也不懂得独立思考。教会根本不能帮助她结合自身情况，去建立适合的宗教观。教会只想让信徒们原封不动继承上一代的宗教观念。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，都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现象。

凯茜的病例如此常见，以至于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把宗教视为“撒旦”，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：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。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看法，兼之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，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。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，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，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。所以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，帮助病人摆脱落后而陈腐的宗教观念，使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。

马西娅的故事

多年前，我接待过一个患有长期心理疾病的病人：马西娅。她当时二十多岁，患有忧郁症。马西娅对生活环境没有怨言，但整天闷闷不乐。她口袋里从不缺钱，而且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。但看她的打扮，却像是个贫穷多病的中年妇女，乃至流浪街头的老妪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治疗第一年，她穿着不大合身的衣服，衣服色彩也很单调，不是蓝色或灰色，就是黑色或褐色。她还背着帆布袋子，袋子色彩黯淡，老是脏兮兮的。她是个独生女，父母都在大学任教，他们坚持认为，宗教是穷人的鸦片。马西娅十岁时，和朋友们一起去教堂做弥撒，还遭到了他们的挖苦和嘲笑。

马西娅接受治疗之初，对父母抱持的观点深信不疑。她自称是个无神论者，坚信人类只要摆脱神灵的束缚，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有趣的是，在马西娅的梦境中，经常出现宗教象征。比如，她曾梦见一只鸟飞进房间，嘴里衔着用原始文字写成的神秘卷轴。显而易见，她的潜意识里，存在着渴望宗教的成分。

起初，我没有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质疑。在长达两年的治疗中，我们也从未探讨过宗教问题，谈话涉及的主要是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。她的父母富于理性，而且能满足她的经济要求，但感情上却同她保持距离。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事业，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女儿。马西娅变成了心理的孤儿，成了典型的“不幸的富家子女”。她却从不愿承认这一事实。每当我提醒她，她其实一直被父母所忽视，她的打扮就像是个孤儿时，她就会感到生气乃至愤怒，她说自己只是跟随潮流而已，而我无权批评她的装束。

对于马西娅的治疗，是长期而缓慢的，不过在外表上，她却有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。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逐渐形成的亲密感，这种亲密感，不同于她与父母的关系。

治疗进入第二年时，有一天早晨，马西娅背着崭新的皮包，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。她的皮包只有原先的帆布袋子的2/3大小，色彩艳丽而醒目。而且正是从那天开始，几乎每隔一个月，她都会添置一件色彩鲜艳的服装，有的是橘黄色，有的是鹅黄色，有的是淡蓝色，有的是深绿色，就像一朵朵鲜花次第开放。她倒数第二次找我看病时，显然对自身的改善大为满意。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如今，我的心情改变了很多。我的装束和气质，也完全变了样。虽然生活环境没有多大变化，我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，做的事情也和以前大致相同，但我对整个世界的感觉却完全变了。我感觉温馨而安全，心情也比过去快乐了很多。记得我对你说过，我自认为是无神论者，我现在不那么肯定了。大概我根本不是无神论者。我心情愉快时，有时甚至情不自禁自言自语：这个世界其实有上帝存在，因为没有上帝，世界就不会这么可爱。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。我仿佛置身在某个宏大的蓝图上，虽然对整个蓝图所知不多，不过我知道它确实存在，它是那样美好，而我是它的一部分。”

凯茜原来把神灵奉为一切，经过治疗，她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。而马西娅原来否认神灵，是个无神论者，后来却相信上帝的存在。她们的治疗程序几乎一样，医生也是同一人，最终的结果却显然不同。怎样解释这种情形呢？对于凯茜，心理医生显然有必要主要质疑其宗教观，以弱化上帝在其人生中的不良影响。而马西娅则不然，即使心理学家没有提出质疑，她的宗教观也会逐渐占据上风。我们或许会问：为使治疗取得成功，心理学家是否必须主动挑战病人的无神论、不可知论，甚至有意识地引导病人信仰宗教呢？

斯图尔特的故事

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，只有局部属于意识思维层面。多数病人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思维，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。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，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。

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，他五十多岁时，突然极度消沉起来。他的事业一帆风顺，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，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甚至是个坏家伙。他抱怨说：“也许我哪天死掉了，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。”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。他感到自卑、经常失眠、烦躁不安——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。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。病情严重时，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。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，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。但是，X光及其它检测证明，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。

对于他的“宗教”，斯图尔特没有怀疑，也没有抱怨。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。他对我说：“我只相信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。据说，加入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，或者对我的成长更有好处。可是，我从小就听够了这套谎言，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。”

他的童年，是在观念保守、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。父亲是基督教牧师，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，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，很快就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。

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，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：“我回到童年时代，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。我好像还是小孩子，可我分明知道，我依旧是现在的年龄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，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。我好像从没有见过这个人；奇怪的是，我知道他是谁——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。梦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惊恐地醒过来。我知道，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喉咙。”

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，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。斯图尔特说：“其实很简单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只是有几次，我把他女儿送回家，或者是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。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。”他拘谨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在梦里觉得，我接触过他本人，而在现实当中，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。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。夏天的傍晚，我去看火车进站，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。”

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。小时候，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掉不少慵懒的夏日，我也喜欢在火车站那里，看着火车进进出出。火车站是个热闹又有趣的地方，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。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，拥有无上的权力。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，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，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，一刻也不停留。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，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，负责收发无数邮件。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，使用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密码，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。

“斯图尔特，”我对斯图尔特说，“你认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，我相信你的话。不过，我想你的潜意识中，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——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、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。”

我的怀疑没有错。斯图尔特也意识到，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——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，它想割开斯图尔特的喉咙。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，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。而在斯图尔特的心目中，所谓的冒犯或者错误，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。譬如，他曾偷偷亲吻过站长的女儿。他表现出的症状，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意识。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意象，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。

斯图尔特的心里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？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？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宗教？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？这些问题很复杂，本书无法一一解答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人的宗教都来自其文化环境。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，非洲人相信上帝是黑人。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，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，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。我们通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，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。

形成宗教思维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的家庭，父母是我们信仰的根植者（流火：这点在我们前文讨论过，其实我们的DNA预设了选择的剧本或模式，而父母与其说是根植者，不如说是激活者）。他们的影响，不仅在于他们的话语，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。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？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？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本人？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，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，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，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。父母的举止言行，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，在此基础上，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。

“我同意你的看法。”斯图尔特说，“是的，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，他会割断我的喉咙。可我不清楚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。小时候，父母就说，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，我们也要去看上帝和耶稣，而且爱无所不在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，是吗？”

他瞪大眼睛说：“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根本不幸福。我的童年太痛苦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几乎天天挨打。皮带、木板、扫把，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。不管做错什么，我都会挨打。他们还说，每天打我一顿，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，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。”

“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，或割断你的喉咙呢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我相信，这是我小心谨慎的缘故，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。”说到这里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，他沉默了好久，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。他面色凝重地说：“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斯图尔特不只是唯一相信“恶魔上帝”的人。很多病人都对上帝有相同的认识和看法。提到上帝，他们就感到恐惧。当然，在人们的头脑中，“恶魔上帝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。我说过，在孩子的心目中，父母就象是神和上帝，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，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。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，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——父母充满爱心，悲天悯人，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、普度众生。这样，即便到了成年，在他们的心中，世界仍和童年时一样，充满爱和温暖。加入父母言而无信、睚眦必报，孩子成年后，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。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，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，对世界和周围人充满戒心和敌意。

我们的宗教和世界观，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，这样就构成宗教和现实的对立，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。在斯图尔特的心中，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。童年时代，他必须谨慎而严格地遵循“家庭小宇宙”的法则，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。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。当然，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，都象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。在世界这个“大宇宙”中，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，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。

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宗教和世界观，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和增进对世界的认识。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，涉足更广阔的领域，修正我们的地图。斯图尔特的宗教和世界观，可能仅仅适用于他的家庭。在更广阔的世界里，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，也帮不上他的忙。尽管事业一帆风顺，他却生活在恐惧中，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，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。许多成年人的宗教，其实正是移情的“产品”。

我们毕竟不是超人，我们无法超越自身文化、父母乃至童年经验的影响，我们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。人类世界充满矛盾，人们面对自己和他人，有着各种感受和观点，它们起源于过去的经验。人们很少想到，他们的经验不是万灵药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，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没有通盘的、深入的认识。

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.韦吉，对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深入研究，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人性、社会、世界的理解上，存在着惊人的差异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，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，他们却浑然不觉。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：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，在谈判桌上的行为不可理喻，甚至心存歹毒。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。

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，其实我们就象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，没人知道这个“怪物”真实、完整的面貌。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“小宇宙观”，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，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，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圣战。

——流火摘于「少有人走的路~心智成熟的旅程」作者：M•Scott• peck（美国70年代心理医生）